1982年,一个善良的行为令作家伯纳德·黑尔发生了巨大的改变。那时,他是一名学生,住在伦敦北部。他讲述这一故事,是要激励年轻人去面对自己乱七八糟的生活。 天刚黑的时候,警察来到我的学生屋,要作个短暂的访问,但我没开门,我以为他们是要把我赶走。我已经几个月没交房租了。 然而过后,我转念一想: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,假如是她出事了,怎么办? 学生屋里没电话,那时手机还没有发明出来,所以,我要找公用电话亭。 我打电话到位于利兹的家中,发现妈妈已经住进医院,可能熬不过今晚了。“回来,儿子,”我爸爸说。 我赶到火车站,发现已经错过了最后一趟火车。有一趟去彼的伯勒的火车,但我仍会错过从彼的伯勒去利兹的火车,我会晚20分钟。 但我仍买了票,上了火车。我是个穷学生,没钱做出租车回家,但是我兜里有一把螺丝刀和一串万能钥匙。 我急着要回家,心里早盘算好了,或者在彼的伯勒偷一辆车,或者搭便车,或者偷一些钱,怎么都行。从爸爸的口气中,我听得出,我妈是熬不过当晚了,所以,无论怎样我都要赶到家。 “验票,请,”我正茫然地盯着黑沉沉的窗外,听到有人说。我摸出票,递给了乘务员。他在上面盖了章之后,就站在那里看着我。我一直在哭,看上去肯定一团糟。 “你没事吧?”他问。 “我当然没事,”我说。“我怎么会有事?而且我有没有事,又关你屁事?” “你看上去很不高兴,”他说,“我能帮得上吗?”“你可以走开,别多管闲事,”我说。“那就算你帮了一个大忙。”我根本没心思说话。 他个头并不大,也肯定已经读懂了我身体语言和声音中的危险信号,然而,他仍在我对面坐了下来,继续跟我搭讪。 “如果有什么困难,我可以帮助你。这是我的工作。” 我身材高大,又正值年轻力壮,所以,我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:用武力把他赶走,但不知为什么又觉得似乎不合适。他并没有做什么错事。而我只是一下子承受了那么多的悲痛:拒绝、愤怒、内疚、怨恨,等等,就是没有容忍。我像是一口情绪翻滚的锅,而他却把自己放在了我的火头上。 我唯一想到能把他摆脱掉的方法,就是把真相告诉他。 “瞧,我妈住院了,她不会挺过今晚,到了彼的伯勒,我会赶不上去利兹的火车,我不知道怎样回家。 今晚,要是到就到了,要不,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妈了,我心里很烦,我很不想说话,如果你不来烦我,我会很高兴。可以吗?” “好的,”他说,最后站起身来。“很抱歉听到这些,孩子。我不再烦你了。愿你能及时赶到家。”然后,他就回去了。我继续望着窗外的黑暗。十分钟过后,他又回到了我的桌子旁。哦,天哪,我想,他又来了。这一次,我一定要把他从火车上推下去。 他碰了一下我的胳膊。“听着,我们到了彼的伯勒以后,你马上跑去第一站台。去利兹的火车会停在那里。” 我惊愕地看着他,没听明白。“再说一遍,”我傻傻地说,“你刚才说什么?火车晚点了,还是怎么啦?” “没,没晚点,”他警觉地说,似乎很关心火车是否晚点似地。“不是,我刚用无线电与彼的伯勒联系了一下。他们会让火车等你。你上了火车,它才走。” “别人会抱怨太晚了,但是这一次,别去管它了。你一定要赶到家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祝你好运,上帝祝福你。” 然后,他又沿着车厢走了。“验票了,还有没验票的吗?” 我突然觉得,自己真是天大的浑球,于是,我立刻追了上去。我要把钱夹里的所有钱都给他,包括我的螺丝刀,钥匙,但是我知道他会受到冒犯。 我追上他,抓住了他的胳膊。“哦,呃,我只是想……”我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“我,呃……”“没什么,”他说。“没关系。”他脸上露出热心的微笑,眼睛里闪烁着真诚的怜悯。他真是个好人,丝毫不求回报。 “我希望我能某种方式感谢你,”我说,“我非常感激你做的这些。” “没什么,”他再次说。“如果你觉得需要感谢我,下一次,当你看到有人需要帮助时,就去帮助他们。那就是对我的极大回报。” “告诉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来回报你,很快,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了。” 凌晨,我妈去世的时候,我就坐在她的身边。即使现在,每次想到我妈,我就不能不想到那天深夜开往彼的伯勒的火车上的那位善良乘务员,直到今天为止,我都不会容忍一句有关英国火车的坏话。 遇到那位善良的乘务员,把我从一个自私、潜在的暴力享乐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体面的人,不过,这中间也用了不少时间。 “从那以后,我曾回报过他一千次,”我对与我共事的年轻人说,“而且,我会一直做下去,直到我死。你们什么也不欠我的。什么都不欠。” “如果你们认为欠我什么,我会把那位善良的乘务员给我的建议也送给你们。让它延续下去。” Story and image courtesy of BBC New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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